台灣雖四面環海，東臨世界最大洋區，處西太平洋海上交通門戶，扼東亞南北往來樞紐（註一） ，而就周邊海域之天然資源議題，特別是可再生的生物性資源，因台灣地處熱帶與亞熱帶間，大陸棚與大洋生態複雜多樣。親潮由日本北方南下，經台灣東北角彭佳嶼、黑潮則是由南經台灣，主流經台灣東部外海，支流通過臺灣海峽，在台灣北部匯流後再進入日本，而又因親、黑兩潮交會，尤其是台灣的東北海域，形成優良漁場，學者指出，台灣附近海域魚種約2,500餘種，海洋生物物種約佔全球物種的十分之一，在在證實台灣海洋生態多樣且豐富，自使漁業資源隨之豐渥 （註二）。至於台灣西部的大陸沿岸流所帶來漁業資源，從明朝以來，已有少數中國漁民追逐烏魚前來；荷蘭統治時期，捕魚和開放中國漁民前來捕魚，亦是荷蘭統治者收入項目之一。歷經清朝統治時期與日本殖民時代，雖近乎僅能進行近海漁業捕撈，但不容否認，漁業是臺灣人民歷來賴以增進生計的重要一環。
當代對臺灣週邊漁業研究遠邁前人，非惟近海漁業有所依賴，更因以往眾多努力，更在資金挹注、技術取得與「運氣」配合下，使蕞爾小島的台灣漁獲量扶搖直上，一舉成為世界遠洋漁業大國，總漁獲量在世界排名第20位，是世界主要「捕撈漁業國家」(a major capture product countries) （註三），而遠洋漁業更稱是世界六大遠洋漁業國之一。而單就個別遠洋魚種而論，鮪魚與魷魚產業分別居世界第一與第三；至於另一重要漁業「秋刀魚」(sauries)漁業，台灣在公海同樣擁有舉足輕重之龐大捕撈量，亦是國際重要捕撈國之一。
然此種漁業船隊之增加，在全球漁業資源日益減縮，各國開闊海域管轄範圍後，公海面積急遽減少，在上世紀70與80年代，各國紛紛建立專屬經濟海域，原先屬於公海之面積，約減少百分之三十六。如此態勢下，對遠洋漁業大國形成壓力，遠洋漁業國家轉而強化公海漁業作業，使得公海漁業規範日益綿密。對臺灣而言，特別是遠洋漁船，在公海作業引發國際關注，無庸諱言，諸多國際漁業規範之發展與台灣漁船作業密切相關，比如上世紀80年代台灣漁船取得「流網」(drift-net)技術後，大量用於公海作業，然近乎同一時期，聯合國已開始討論流網，特別是大型流網對海洋生物之衝擊，緊接著上世紀90年代聯合國通過一系列有關流網使用之決議，最後禁止在公海使用「大型流網」(large-scale drift-net) ；而包括台灣在內的遠洋漁業國家所經營與擁有的漁船利用「權宜船旗」(flags of convenience)或「換旗」(change of flags)模式，在國際社會中規避諸多公海漁業作業規範，使得聯合國國際糧農組織通過所謂《促進公海漁船遵守國際養護與管理規範協定》等等，一樣顯示台灣在國際漁業秩序之重要角色，本世紀以來，各類國際漁業規範同樣與台灣之漁船作業模式緊密相連，雖非全為台灣而設，但大致上台灣均扮演一定角色，且該等規範同樣影響到台灣漁船作業，是以有必要針對國際漁業規範有所理解。

註一：見《國家海洋政策綱領》，收錄於：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（編印）（2006），《海洋政策白皮書》，頁 202-203 （台北：行政院研究發展委員會）。

註二：當然無庸諱言，此種優渥近海天然漁業資源，長期以來的過度漁捕與源自陸地污染，已然使台灣近海漁業資源近乎枯竭，現階段僅能力求管理與復育。

註三：請參考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（編）（2018），《世界漁業和水產養殖狀況：2018》，頁9（羅馬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）。臺灣資料雖然單獨列項，但因該資料統計為聯合國出版品，因此臺灣被稱做「中國臺灣省」。